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提出开发人力和物力作为治黔方针的吴鼎昌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提出开发人力和物力作为治黔方针的吴鼎昌

　　吴鼎昌，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兼贵州全省保安司令（兼贵州省军管区司令、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字达诠。清光绪十年（1884年）出生于四川华阳（今成都市双流区），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前溪。

　　其父吴赞廷，曾在绥定府（今四川达县）署做幕僚，退休后在成都定居，置有田宅。光绪年间，吴鼎昌曾中华阳县秀才。清末立宪运动兴起后，官费资助青年出洋留学为宪政措施之一。吴鼎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资格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赴日本留学，入读成城学校普通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又考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毕业回国，九月在北京参加考试，成绩优异，授商科进士，任北京法政学堂教习。次年任东三省总督府署度支和交涉两司顾问、本溪湖煤矿公司总办等职，不久转任大清银行总行总务科长及江西分行监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中国银行正监督，会同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代表着手银行改组事务。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吴鼎昌加入共和党。

　　民国3年（1914年初），任天津造币厂监督。民国4年（1916年），任国务院参议。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时，徐树铮致电段祺瑞极力推荐吴：“财务以吴达铨为最宜，才力、学力、魄力、识力，公同赞许，毫无间言，虑其资望稍差，位以次长，十分妥惬。有此好次长，无须燕（指梁士诒，字燕孙）出，以免束缚。”还说：“财部得达铨任事，擘划之力，必有可恃！”民国7年（1918年）3月，即任段祺瑞内阁财政部次长。次年2月，出任南北议和北方代表。其后，任盐业银行总经理等职。民国11年（1922年）起，先后任中南、盐业、金城、大陆四行联合准备库、联合营业事务所及四行储蓄会主任，成为金融界的著名人物。民国年（1925年），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并兼任《国闻周报》社和国闻通讯社社长。民国21年（1932年），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全国钢铁厂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等，先后创设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中国造纸公司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主管民营工业，负责京、沪工厂内迁。在这个过程中，大批京、沪工厂迁至西南后方，对坚持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原本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西南带去了部分现代工业企业，扩大了现代工业在中国的地区布局。作为内迁行动的负责人之一，昊鼎昌沩此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民国26年（1937年）12月至民国34年（1945年）1月，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并兼任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省军管区司令、贵州全省保安司令等职。民国34年（1945年）1月，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在蒋介石身边，为其出谋划策。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鼎昌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8月抗战胜利，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国共首脑谈判，邀请电文均由吴鼎昌起草。后吴鼎昌又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民国37年（1948年）5月，改任总统府秘书长，后辞职离南京赴香港。

　　吴鼎昌著有《赣宁战祸之原因》《中国经济政策》《花溪闲笔》《花溪闲笔续编》等。并为贵州省政府编印的《黔政五年》题写书名。

　　1950年8月，吴鼎昌在香港病逝，享年66岁。

　　吴鼎昌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在当时属于特例，因为在战时担任各省政府主席的全是军人，而吴则是文官出身。其在主持黔政期间，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贵州逐渐成为抗战大后方。国民政府期望以他的资历、地位、声望、能力，以及他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以达到稳定贵州，发展经济，支持抗战，巩固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政府在大西南地位的目的。他主政贵州期间，是贵州在民国时期发展的最快阶段，实现了贵州经济社会短暂期间跨越式发展，而保证贵州稳定和开发建设贵州是其施政目标所在。

　　巩固和加强国民政府对贵州省的控制，保证抗战后方社会稳定，形成重庆陪都安定的战略屏障，是吴鼎昌主政的重中之重。为了稳定费州，吴鼎昌整顿吏治，以“清”“慎”“勤”三个字作为各级公务人员的从政守则。 任用青年人出任各县县长，加强县、区、乡以至保甲的组织建设等项带基础性的政治任务上，在贵州大力推行新县制建设和保甲制度，成效显著。

　　由于贵州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昊鼎昌首先提出了开发人力和物力作为治黔方针。先后在贵州组建了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贵州企业公司）及农工商调整委员会，继而在贵州建立起各种地方资本企业，包括化工、煤矿、商业等各种行业约20家，投资金额数亿元。从而使素有“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成为商贾云集、经济流通的后方基地，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生产力的发展。其在贵州经济方面最主要的贡献，即是与何辑五等人开办贵州企业公司。

　　该公司于民国28年（1939年）3月开始筹备，6月1日正式成立。额定股本为国币600万元，采取官商合股形式。所谓官股，是指由贵州省政府和经济部投资，亦即以中央主管经济机关和地方最高行政机关为靠山，约占资本总额的15.46%多。商股又分为特别商股和普通商股，特别商股指由中国、交通、农民三大银行投资，普通商股系贵州银行和地方商股，商股资本约占资本总额的84.53%。

　　同时，吴鼎昌作政学系首脑之一，与中国、交通和农民三大银行关系密切，开办之初，他分别致函行政院长孔祥熙、副院长张群及经济部长翁文灏等，派人与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联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因此，这种官商合股实际上是政府与金融界合二为一，并使公司在行政上有所保护，资金来源有所保障，无论实行自办事业、合办事业还是投资事业，都可得以发展和扩张。

　　贵州企业公司，最初以原省属梵净山金厂、筑东煤矿公司、贵州炼油厂等9个单位为基础，充实资金，协助技术。民国28年（1939年）10月，与内迁的中国煤气车制造厂合作，成立中国机械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12月又与经济部中国植物油料厂合作，组建贵州油脂工业厂股份有限公司。次年1月，公司设业务部，统筹各有关事业之原料购入及成品推销；同年6月以后，又利用本省资源相继开设火柴、玻璃、烟莱茶等公司：7月，设运输部。民国30年（1941年），扩充筑东煤矿，增加运输力量，设立水泥公司，并准备开办铝矿，筹建水电厂。

第二年（1942年），公司资本增致3000万元，自办、合办及投资事业共24个单位。到抗战胜利前夕，贵州企业公司账面资产为3.7亿元，各事业资产8.9亿元，资产总额达126348万元，业务范围涉及化工、玻璃、火柴、烟茶、面粉、丝织、电气、水利、水泥、农业、机械、煤矿、木业、林牧及井盐、垦殖及商业，成为贵州省最大的垄断企业。在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民国31年（1942年）上半年，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省营公司监理委员会公布的结果，全国已有10余个省建立了省的企业公司。这些省的企业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为为官、商合办，只是相应的比例不同。计有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北、内蒙古、甘肃、安徽、湖南等10余个省，均仿效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办法，建立了官、商合作性质的企业集团，推动了本省工业建设的发展。但其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均与贵州企业公司相类似，成为抗日成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模式。贵州企业公司的成功创办和所取得的成果，成为吴鼎昌主持黔政的政绩代表。

　　此外，在吴鼎昌支持下，贵州省政府建设厅与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合办了贵州省农业改进所。该所于民国7年（1938年）4月1日成立，该所内设8个系，分别进行农业作物生产技术的研究、实验、推广等工作。该所引进、培育、推广优良品种，提高了农作物品质和产量。同时防治病虫害和兴修农田水利。而对贵州经济影响较深远的是优良烟叶的引进和种植，成为贵州省的重要财源之一。农业改进所引进、培育、推广了一大批优良农作物品种，例如从湖南引进棉花，稻米方面，也从江西、湖南、江苏等省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在贵州各地推广，因其产量高、质量佳，极受农家欢迎。贵州更从美国引进了优质烟草品种，为贵州烟草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同时，吴鼎昌在贵州厉行禁止鸦片的种植，利用原来种植鸦片的土地，改种冬季作物小麦、油菜、大麦、豌豆、蚕豆等，并对改种着实行奖励政策，收到不菲的实效。

　　吳鼎昌主政贵州期间，基本上贯穿整个抗日战争。而贵州人民在抗战中，为支援前线、参军参战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除了贵州籍部队直获参试外，贵州全省为支援抗战还输送了大量的兵源。抗战8年中，贵州全省实征兵额为639631人，而1945年贵州全省人口1050万人，可见参军人数比例之高，说明贵州人民为抗战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抗战军兴，为适应战争需要，沟通省内、省外城乡物资交流，支援前线抗战，在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贵州的交通建设获得了较快发展。除搞好四大干线的维修养护外，新修公路2100多公里，超过战前贵州公路里程之和。全省共修建大小机场17个。抗战期间贵州征调民工696167名，总计出工2550多万个工作日，受伤者逾20000人，死亡者逾2000人。抗战期间，贵州全省每人负担战费58元（法币），人均征收粮食1.2市担。贵州各族人民对全国抗战的贡献是巨大的，历史功绩必将永垂青史。

　　吴鼎昌有句名言：“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使一不可。”在贵州主政期间，吴鼎昌还非常注重发展教育，在抗战期间创办了国立贵州大学、国立贵阳医学院及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结束贵州无高等教育的历史。他还致力于发展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扫育教育等，使贵州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吴鼎昌著述不多，但其在贵州所著《花溪闲笔》（下称初编）及《花溪闲笔续编》（下称续编），确实他一生中看似不重要但其实很重要的著作，是书自民国28年（1940年）初版至民国32年（1943年）已印刷三版。与吴鼎昌同办《大公报》的胡政之拜会吴时曾说“近年经历各省间，颇闻执政者常以君著作参考资料”，可见是书已经不是一般的“闲笔”啦。后胡政之要他再继续写下去，吴鼎昌“不忍有拂老友雅忌”，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续编》。吴鼎昌写是书之起由，是有人对他说，“君作地方官已三年矣，何不写点经验出来？”后，吴鼎昌于公暇到花溪休息时，以读书作诗消遣，“偶读题壁诗，复为之怦然心动……遂决定小停吟诵，于每星期日随意写一二段试试，不拘体裁，不论结构，更谈不到文学，意之所到，笔即随之。因名之日《花溪闲笔》”。是书共分甲、乙、丙、丁、戊、已、庚、辛8小节，分别为赴任时、到任后、省、县、区保、中央行政与地方、杂感、附言。其中赴任时、到任后可归为一章，主要谈论的是作者从到贵州担任省政府主席期间的工作思路、工作规划；省、县、区保、中央行政与地方可归为一章，主要谈论的是作者对各级行政区划职能、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使用方面的思想和认识；杂感是作者在执政申的一些看法，如人事、惩贪等；附言则是作者记录写作闲笔的时间，及作者所作诗5首。

　　论者认为：《花溪闲笔》中，吴鼎昌基于人力重要性的一些论述仍不失光芒。另外吴鼎昌在初编中认为，“各级地方行政应以卫生为第一。因为民族体力不足，国家即无由强盛。而体力的重要性远在脑力之上，这一点对于劳动阶级如此，对于知识分子阶层尤其如此”。续编有省政、县政等10小节，主要内容也没出初编所记范围，但用更具感情色彩的修辞谈到了卫生的重要。初编、续编自民国32年（1943年）后，从未再版。21世纪初10年，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辑《民国贵州文献大系》，始列入该丛书第五辑出版计划，根据贵州企业有限公司印刷所版本整理，于2016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总结:亚星在线注册开户在线开户的便捷性拉满了！亚星在线注册开户全程在网页完成～无需下载，无需安装，随时随地想开就开！引导清晰，支持多种证件类型，适应不同用户～提交后实时反馈，进度透明！对我这种怕麻烦的人，这种开户方式简直是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