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陈弦章：“景弘故事”何以迄今流传东南亚？

　　中新社福建龙岩11月7日电 题：“景弘故事”何以迄今流传东南亚？

　　——专访福建龙岩学院教授、闽台客家研究院院长陈弦章

　　中新社记者 龙敏 张金川

　　南中国海有以王景弘名字命名的“景弘岛”，文莱首都有为纪念王景弘而命名的“王总兵路”，印尼的三宝垄有王景弘的衣冠冢......王景弘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影响深远，东南亚一带迄今仍流传着许多“景弘故事”，海内外仍保留着不少纪念王景弘的遗址、遗迹。

　　“景弘故事”何以迄今流传东南亚？时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福建龙岩学院教授、闽台客家研究院院长陈弦章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王景弘是怎样的历史人物？

　　陈弦章：据康熙《宁洋县志》(1692年)记载，王景弘的家乡在闽西山区，即今天的福建龙岩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许家山村。王景弘于明洪武年间入宫为宦，在建文元年(1399年)随朱棣起兵；因“有拥立皇储功”，深得明成祖朱棣器重，常被钦点随成祖北巡或西征。王景弘还深得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的高度信任，被钦点负责南京事务。

　　永乐三年(1405年)，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王景弘以副使身份协助正使郑和，率62艘巨型宝船、2.78万余名官兵和水手组成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从此开启航海生涯。28年间，他多次偕同郑和共同组织和领导下西洋航海活动，先后到达亚洲、非洲等30多个国家，促进了中国与亚非之间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

　　在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方面，郑和、王景弘可与汉代出使西域打通陆上丝绸之路的张骞、班超媲美，但史书记载甚少。其原因有三：一是明代统治者吸取了历朝宦官弄权危国的教训，抑制宦官。二是修史者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偏见，卑视宦官。《明史》对郑和、王景弘的记录极少。三是正史只重国内，对海外国家之事着墨甚少，或以奇闻、传奇记于别史。

　　直至近代，梁启超1905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肯定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提出郑和是“伟大航海家”的评价，揭开近代研究郑和的序幕，对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此，研究郑和、王景弘下西洋团队事迹者众，有关郑和七下西洋的原始史料陆续问世。

　　中新社记者：王景弘偕同郑和下西洋开创了怎样的世界航海史？他们为何被称作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家？

　　陈弦章：王景弘偕同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海洋活动的巍巍丰碑，又是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肇始，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史载，1405年郑和与王景弘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远航时间比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出海远航早约一个世纪，堪称当时世界之首。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与王景弘走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

　　1433年，在“第七次下西洋”返航途中，郑和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去世，王景弘受郑和所托独率船队回国。在郑和去世之后，宣德九年(1434年)，王景弘又奉旨第八次出使西洋，目的是为给死于中国大陆的苏门答腊使者报信。

　　可以说，郑和、王景弘下西洋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开辟了中国到达红海及东非沿岸的航道，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世界航运业的发展，促进华侨移入南洋并为开发南洋作出贡献。

　　下西洋的船队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郑和是总揽一切公务的统帅，而王景弘是航海技术方面的统领，有丰富的航海知识，全面负责船舶的征集与修建、航海技术人员的甄选、航海线路的确认、航海图的测绘制作、水师的督练、后勤的保障等一系列事务。

　　大规模船队出海，对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行船编队都提出更高要求。历史上，中国有大江河、大海洋，造船技术、航行技术已有根基。首次下西洋时，最大的宝船长146.67米，宽50.94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船。郑和与王景弘奉命组建大船队下西洋，必然促进船舶技术与航海技术的发展，尤其对福建等地。下西洋船队里就有不少福船。

　　晚年的王景弘，在南京潜心整理航海资料，编写了一本名为《赴西洋水程》的航海专著，系统总结了航海经验。这本书后来流传到民间，成为明清时期航海人员的导航“秘本”，为促进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中新社记者：“景弘故事”何以迄今流传东南亚？开创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王景弘有何贡献？

　　陈弦章：郑和与王景弘下西洋，每到一地，总是致力于增进与各地的交流，展示中华历史文化，在当地留下许多佳话。在文莱的首都斯里巴加湾市，有一条“王总兵路”，据说这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王景弘到达的地方，史称渤尼。这条路是当地政府为纪念王景弘对文莱的贡献而命名。

　　在东南亚各国，留存的郑和、王景弘遗迹有30多处，其中各式各样的三宝公庙均是为纪念郑和、王景弘而建。为纪念郑和、王景弘而命名的印尼三宝垄市，有三宝洞、三宝井、三宝墩等遗迹，每年6月29日都要举办活动纪念三宝大人登陆之日，此日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数百年来，这种敬拜郑和、王景弘下西洋壮举的活动，已走出华人聚落，成为印尼爪哇地区的一项习俗。此外，泰国的三宝港、马来西亚的三宝山等，也铭记着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特别贡献。

　　郑和、王景弘出使西洋打通了海上交通线，开创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及海外所到之处的宗教、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军事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密切对外交流与华侨华人的联系。郑和与王景弘率船队下西洋密切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联系。自郑和与王景弘下西洋开辟海上航道之后，七下西洋的航线遍及整个东南亚、南亚与非洲，中国商人及移民开启了漫长的“下南洋”经商、种植、开矿之路，沿海地区的商人、民众，随着郑和下西洋走向了海外。

　　二是经贸上作出巨大贡献。郑和与王景弘下西洋有一个重要目的是推进官方贸易，“跨越海外，与诸番货(贸易)”，并且“乃大赉西洋，贸采珍异”。在郑和与王景弘下西洋的过程中，朝贡给赐、民间互市、传播技术和国际贸易这四种经贸传播方式是交替进行的，带动了中国与海外的贸易。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棉布等源源不断销往西洋，西洋各种香料则源源不断销来中国。

　　三是物种引进与农业技术输出的贡献。郑和与王景弘下西洋后，流向中国的香料种类日益繁多，数量大增。香料是明代中外经贸往来的重要物质，贸易规模大，尤其是有心人将众多植物引种国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中国先进的农耕技术也传播海外，造福海外民众。史载，当年下西洋船队的船员在三宝垄传播明朝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通过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当地人成功改良了本土农产品。

　　四是传播中国文化与民间信仰。郑和与王景弘下西洋带动了中国文化、中国技术、民间信仰在海外的传播。如妈祖信仰，因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位皇帝为妈祖敕封，影响巨大。祭祀妈祖、传播妈祖信仰成为郑和、王景弘下西洋船队一项重要活动。

　　五是促进船舶技术与航海技术的发展。造船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船舶技术与航海技术是非常先进的。

　　中新社记者：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对当下共建“一带一路”有何启示？

　　陈弦章：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壮举及表现出来的精神，对当下中国的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一带一路”有着借鉴作用。

　　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是“没有海洋文明的大陆国家”。虽然启航时间远早于哥伦布、麦哲伦，但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之举也只被视为航海史上一场突发的活动。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事实上，中华文明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伟大文明。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体现了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和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决心。

　　与西方早期航海探险活动相比，郑和、王景弘下西洋具有鲜明的和平性，所到之处至今还有他们美好的故事传说和纪念他们的地名等。这是中国人以自己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为尝试建立一种和平、和谐的世界秩序而进行的一次和平实践，这种实践在共建“一带一路”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陈弦章，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院长、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闽西客家联谊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中国文学、客家文化、红色文化、文化传播与旅游开发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民间信仰与客家社会》《歌唱：生命的律动》《闽西客家民间信仰与风俗研究》《语文教育文化论》《中国传统文化导论》等，承担和主持过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并担任《环球客家》杂志执行主编，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