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汉学家 | 希腊汉学家易冬兰：“情理”或许是孔子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最大贡献

　　中新社北京9月29日电 题：“情理”或许是孔子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最大贡献

　　——专访希腊汉学家易冬兰

　　作者 田静

　　今年9月28日，是中国“至圣先师”孔子2574周年诞辰。与大多数人认为“孔子是具有完美人格、带有严肃感的圣人”的观念不同，希腊汉学家易冬兰认为：孔子并非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他幽默、懂变通，这一面的孔子或许对大多数人来说更有借鉴意义。近日，中新社“东西问”对易冬兰(Dimitra Amarantidou)进行专访，深入解读这位希腊学者眼中“一个懂得反讽的孔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你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孔子的儒学，是什么让你对研究孔子产生格外的兴趣？

　　易冬兰：孔子作为一位伟大人物，是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对孔子的不同认识，会影响对《论语》内容的理解。如果孔子是一位严肃的、完美的、理想的人，那么《论语》也会变成一种教条。孔子也会犯错误，有时候是不完美的，那么关于《论语》的诠释也会随具体语境而改变。

　　我感兴趣的是他复杂的个性，其中包括许多看似矛盾的方面：幽默、睿智、小气等。不同的经典注释和口述对孔子的描述也有所不同。正如中国现代知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或许我们可以补充说，每个孔子的学生也有自己的孔子，我的孔子是懂“反讽”的孔子。

　　中新社记者：那么你是如何定义“反讽”的？你又是如何理解孔子式的反讽的？

　　易冬兰：在西方文化中，反讽，也就是“irony”，它的内容很丰富。从苏格拉底到浪漫主义者再到现代的哲学家罗蒂(R. Rorty)，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对反讽有不同的理解。中国古典文献中没有“反讽”一词，但是反讽的现象肯定是有的。就像中国典籍中也没有“幽默”一词，“幽默”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林语堂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概念，但在此之前，中国人也一定是有幽默感的。反讽的基本定义，是你说的和你实际想表达的意思相反。论语里面也有这种语言上的反讽。比如，《论语》中提到，季文子做事三思而后行。孔子听说后表示，思考两次就够了。(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孔子的真正的意思肯定无关三次、两次或一次的次数本身，他是想批评季文子把孔子的话作为一种教条的态度。并非你实现或者模仿一个表面的行为就变成一位“君子”。

　　我刚提到的是语言上的反讽，也是一种狭义的反讽，但我认为《论语》里面体现的反讽还有另一个表现，可以说是广义的反讽。《论语》中广义的反讽是指一种颠覆我们期待的情况或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用儒家思想的“经权之道”来解释。“经”就是一种模板或是一种行为规范，“权”表示弹性，使模型与范式适应具体的问题或者具体的情况的能力。这种“经”与“权”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反讽。因为“经”代表的是不变，而“权”则是一直在变。两个概念看似完全相反，无法共存，但是反讽所体现的正是两个相反状态的冲突与统一。

　　中新社记者：你认为孔子式的反讽与西方哲学家提到的反讽有什么区别呢？是否可以举一些例子？

　　易冬兰：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相似，但区别在于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假设，尤其是对真理认识的不同。在苏格拉底看来，真理只有一个。苏格拉底的反讽即使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至少也是通过揭露对方观点中的矛盾或缺陷来接近真理的方法。真理作为一种神圣、永恒和不变的现实，是苏格拉底反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然而，孔子并不是在寻找真理，也不是在寻找“什么是虔诚”这样的一般性问题的答案。《论语》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具体的，是由处于非常具体、独特境况中的具体个人提出的。这就是孔子对同一问题给出不同答案的原因。这也是鲁迅所说的“因人而异”。

　　苏格拉底想剔除特殊性以发现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孔子则想尽可能多地包含特殊性，以得出适合某一特殊情况而不适合另一特殊情况的答案或理解。

　　中新社记者：孔子的反讽对当今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

　　易冬兰：西方思想是围绕理性的原则而发展。但是孔子的思想既有理性又有温度，是一种温和理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再次提到林语堂。林语堂将孔子的反讽与灵活性或“情理”联系起来。在《一个素食主义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Vegetarian)中，林语堂描述了一个中国人如何在吃素的同时偶尔也吃一点肉。在西方，“素食”是绝对的，是按照逻辑规则来理解的，一个人要么是素食者(不吃肉)，要么不是素食者(想吃多少肉就吃多少肉)。然而，按照中国人的“情理”思维方式来理解，事物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兼而有之”的。

　　这种理解造成了逻辑矛盾、悖论或吊诡。一个人怎么能一边吃荤一边吃素呢？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般对悖论是宽容的，因为人们能认识到生活中的事物往往是“此消彼长”的。换句话说，相反的方面、情况、感受是可以并存的，并不相互排斥。

　　正如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这意味着人的行为并不必须符合任何预先存在的抽象原则。适合每种情况的就是正确的。他赞美颜回，但从不鼓励别人像颜回一样。颜回只有一个，子路只有一个，宰我也只有一个。只要善于学习，每个人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实际上，孔子强调的是热爱学习，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孔子不是批评学生不完美，而是批评他们没有努力去做得更好。这是孔子“情理”的又一体现。这或许是孔子思想乃至中国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最大贡献。

　　孔子对紧张和矛盾持宽容态度。如果我们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相同的价值观，这明显是错误的。基于价值观的不同，社会也是不同的。中国人不怕不同，不怕不兼容。恰恰相反，中国人的“情理”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的：对立面永远是相互配合、相互界定的。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目标，其实都是协商和调整的基础。情理、宽容、不断适应具体情况和需求，不依赖于固定的真理和抽象的普遍原则，耐心地认识自己和学习他人，不是独自学习，而是始终与他人一起学习，这些都是中国哲学的一些重要经验。我相信，这些经验可以为当今世界就紧迫的全球性问题的讨论提供借鉴。

　　中新社记者：包括你在内，许多西方学者致力于研究孔子思想，根本原因是什么？

　　易冬兰：首先，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导致一些冲突出现的原因。在西方，宗教地位越来越低，儒家思想和个人信奉的宗教并不冲突，不会影响你的信仰，我认为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此外，我认为西方学者对孔子有兴趣是因为对中国有兴趣，他们很想了解中国的发展是如何发生的、中国发展的“秘密”是什么。有的人或许会认为，儒家思想是那个“秘密”之一。但是，西方想要真正深入了解儒家思想，我认为还需要很多年。许多人是因为好奇中国一直以来发生了什么，所以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传统，但是想要进一步理解，需要更多的翻译，不仅是对古典文献本身的翻译，还有对古典注释的翻译。(完)

　　受访者简介：

　　易冬兰(Dimitra Amarantidou)，希腊汉学家，现任澳门大学哲学系高级讲师并担任华东师范大学跨文化学习中心研究员和教师。她曾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院校讲授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其研究著作包括《孔子式的反讽》(The Irony of Confucius)、《以谜为匙：四种当代西方道家释读中的反讽与吊诡》等。她还单独或合作翻译当代中国哲学著作《老子今注今译》《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二十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