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

　　中新社乌鲁木齐7月11日电 题：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

　　——专访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郭中华

　　作者 史玉江

　　丝绸之路绵延万里，连接中原与西域。这条文明古道上，马曾是重要交通工具，更是贯穿千年的文化符号。马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已发展成为中华文脉中永恒的精神图腾。

　　为何说涉马边塞诗词有效催动西域(今新疆等地)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郭中华。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马与古代诗词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郭中华：中国的马文化源远流长，亲密的人马关系是其重要特质。历朝历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爱马、养马者甚众。

　　这种情况下，马自然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歌唱的对象。从先秦《诗经》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唐诗中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到宋词中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又到元曲中的“古道西风瘦马”……马，始终是穿梭于文学艺术长廊中的重要意象。

　　马在文人笔下，早已超越坐骑与交通工具的意义，是精神图腾、情感载体、人生镜像；是承载着时代脉搏与文人旨趣的复合文化符号；是连接诗人与时代、个人与家国的文化纽带。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涉马边塞诗词有效催动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

　　郭中华：其一，历代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形象构建与传播的重要窗口。

　　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东西交往的大门由此敞开，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关联也就此开启。《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皆有“西域出良马”的记载。大宛“天马”更成为西汉诗赋咏叹的对象，汉武帝作《天马歌》《西极天马歌》等诗歌，将西域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赋予其政治及文化的象征意义。此类作品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正统叙事体系。

　　魏晋以降，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始终持续。前凉于高昌设郡，中原制度西渐，同时西域胡马持续输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进一步发展。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张华《壮士篇》“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等诗句，虽为泛写，但“大宛马”“西北驰”地理指向明确，暗含在西域方向的军事想象。

　　时至唐代，涉马边塞文学创作达到鼎盛期。这一方面得益于唐在西域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另一方面，以岑参、高适、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历西域，重置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记忆。尤其是岑参，两次亲身戎旅、深入西域腹地，创作大量西域边塞诗作，为后人树立边塞书写的典范。他诗中的“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等，都写的是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物。

　　唐以后，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不绝如缕。宋代的汪元量、陆游，元代的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的陈诚、吴伟业，清代的蒋平阶、纪昀等，皆创作了数量不菲的边塞之作。

　　在这些涉马边塞之作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也展现作者对西域边疆的刻画与情感透射，更成为“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们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与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西域的马种、乐舞与军事实践，则为诗歌创作提供现实素材与艺术灵感，形成“现实—象征—审美”三位一体的涉马文学体系。在这一文学书写体系中，一个自然风光辽阔苍茫、雄奇壮丽，人文风情迥异中原、异彩纷呈的西域形象，也被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其二，从历史进程来看，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

　　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与传播，西域乐舞如龟兹乐、疏勒乐，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音等，以诗歌为媒介传入中原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新的艺术源泉。宋人沈辽《龟兹舞》诗说：“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来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结合，使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更具有表演性与仪式感，推动西域乐舞文化在军中与民间广泛传播，以至于形成长安“胡风”盛行的境况。与之相应，西域的各类习俗也日益渗透到中原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尼雅和楼兰两地曾出土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大量晋唐时期的文书，库车附近出土大量汉文典籍，均为有力例证。西域汉语和“胡语”形成通用态势，在西域各民族中，精通汉语者甚多。魏晋以后，西域民众研习汉文化蔚然成风。《新唐书》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有“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的诗句，耶律楚材亦说“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元代更是产生大批文化修养颇高的西域作家，如贯云石、萨都剌等，且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如高昌偰氏文学家族、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还促进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领域，无不充满马的身影。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趋繁荣。中国三大英雄史诗，均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渊源。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马同样穿梭其中。

　　中新社记者：在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中，马这一文学意象，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郭中华：由历代涉马边塞诗词可以看出，马这一文学意象承载的文化内涵，有一个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及不同民族中，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尤其是马背民族，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丰厚。而这些文化质素，通过涉马边塞诗词进行交流和融汇，不断开拓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更体现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有力佐证。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超越单一族群，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凝结着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与中原士人的建功之志，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意识，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映现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完)

　　受访者简介：

　　郭中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在站)；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道教文学与文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金元全真诗词研究》《金元全真文学研究》学术专著2部。在《文艺评论》《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