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现实：一位哈萨克斯坦汉学家30余年的中国观察

　　中新社阿斯塔纳4月6日电 题：从文学到现实：一位哈萨克斯坦汉学家30余年的中国观察

　　——专访哈萨克斯坦汉学家法季玛·道列特

　　中新社记者 单璐

　　从鲁迅、老舍经典作品的俄文译本出发，哈萨克斯坦法拉比国立大学汉学教授法季玛·道列特(Fatima Daulet)已深耕中国文学与社会研究领域三十余年。

　　从文学到现实，她对中国的理解经历了什么变化？哈萨克斯坦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何转变？信息时代的汉学研究承担何种责任？围绕上述议题，法季玛·道列特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从何时开始接触中国文学？什么契机让您走向长期而系统的中国研究？

　　法季玛·道列特：我最初接触中国文学，是从鲁迅和老舍的作品开始的。我读过《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孔乙己》，也读过老舍的《骆驼祥子》《猫城记》《月牙儿》。这些作品所揭示的社会不公，让我深受触动。

　　《狂人日记》中那个被视为“疯子”的人，其实看得更清醒；《阿Q正传》和《孔乙己》让我看到，底层小人物在不断被羞辱与边缘化中，如何通过自我安慰维持最后的尊严。鲁迅、老舍以及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并没有粉饰生活，而是在诚实地剖析社会。

　　最让我难忘的是老舍笔下的祥子。书中那些他独自沉默、悄悄落泪的场景，让我感到一种压抑而真实的痛苦。即使到了今天，祥子依然是我精神上十分亲近的人物，因为那种倔强，那种靠自己往前走、不愿轻易放弃尊严的坚持。

　　每次去北京，我都会去看王府井的祥子雕像。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在拉着属于自己的那辆“车”。在我看来，祥子从来不只是文学人物，而是一个始终在我内心与我对话的存在。

　　正是这种深刻的共鸣，让我从单纯的阅读兴趣走向更系统的中国研究。我开始思考人物命运背后的历史与社会结构，以及语言如何承载情感与冲突。可以说，我进入汉学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种真诚的共情。也正因为如此，这条路我走得很坚定。

　　中新社记者：30多年来，您对中国的观察理解是否有变化？

　　法季玛·道列特：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93年2月。那一刻我清楚意识到，眼前的中国与鲁迅、老舍笔下的中国并不完全相同。这不仅是时代差异，也因为我落脚在新疆。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语言、服饰、饮食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这里更像一个文化交汇的空间，传统与现代、不同民族与生活方式自然并存。

　　当时我一直希望去北京。在我的文学记忆里，北京是一座“文学之城”，鲁迅、老舍、巴金等作家的叙事与这座城市密不可分。1999年，我终于来到北京。它也成为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层层展开，北京的语言与文化气息让我感到格外亲近。

　　三十多年来，我往返中国几十次，每一次都能感受到变化——经济高速发展、城市面貌更新、社会结构转型等。但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学者，我更关注深层变化：人们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语言表达的转变。

　　我长期研究中国语言词汇语义中的文化编码，也在国际期刊发表相关论文。但我始终认为，语料库可以说明“词如何使用”，却未必能解释“人为何这样思考”。因此，我结合田野观察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调查，关注真实语言中的价值观变化。

　　中国的经济进步令人惊叹，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人的精神气质与价值观层面。因为决定社会走向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更在于人们如何理解尊严、成功与失败，以及如何表达自己。正因如此，中国对我而言始终充满吸引力——它是一个不断变化、值得持续观察与研究的对象。

　　中新社记者：哈萨克斯坦社会对中国的理解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法季玛·道列特：过去，一些欧洲传教士和旅行者关于中国的著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理解中国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逐渐对关于中国的两种极端叙述感到疲惫：一边是过度理想化，一边是过度妖魔化。2006年，我写下《中国传说与真相》一书，希望回应这些流行的刻板印象，呈现一个更加立体的中国。

　　这些年，我明显感受到哈萨克斯坦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刻板印象在减少，兴趣与理性理解在增加。人们开始关注中国的数字化进程、人工智能应用、智慧城市建设、高速铁路、电动汽车和移动支付体系等现实成就。不久前，我的一位熟人感叹：“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在时代前列。”比如春晚节目中亮相的人形机器人，就让不少人震撼——那不是科幻，而是现实。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哈互动显著增强。这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贸合作让中国从抽象概念变为具体的合作伙伴，人员往来让人们通过亲身体验淡化误解，文化与教育交流则为理解提供了更深层的基础。

　　当然，疑问与分歧仍然存在，这也正常。但整体来看，人们谈论中国的方式更加理性，也更加成熟，哈萨克斯坦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正逐渐趋于多元。

　　中新社记者：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成为重要信息来源的今天，您如何看待汉学家的角色变化？

　　法季玛·道列特：在信息传播方式迅速变化的今天，汉学家的作用并没有减弱。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以及算法推送机制，使信息传播更加快速，却也更易碎片化，一个国家的形象很容易被片段化的信息或简化的叙述所左右。因此，当代汉学研究需要更关注现实中国。

　　这样的环境下，我认为汉学家的责任在于以专业研究为基础，在被过度简化的地方补充背景，在复杂现实与公共认知之间提供更为理性的阐释。

　　汉学家的角色正在变得更加多维——既要理解传统，也要关注现实。唯有如此，学术研究才能真正服务社会，并为跨文化理解搭建更加稳固的桥梁。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对于中哈文化交流，有哪些期待？

　　法季玛·道列特：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当代中国，我会说：它是一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自由穿行、在历史深处扎根、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展开雄心的文明力量。

　　在这里，千年的文化记忆并未停留在过去，而是与高速发展的科技创新并肩前行。中国既清楚自己的来处，也在不断思考自己要走向何方。这种从容与自信，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

　　至于我自己的角色，我更愿意将其看作一种责任。多年来，我既是中国的观察者，也是哈中交流的参与者。我所做的工作，无论是研究语言中的文化内涵，积极翻译文学作品，还是教授汉语、俄语和哈萨克语，目的都是促进两国更好地理解彼此。这份工作并非出于功利考虑，而更多是一种学术责任。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的哈中文化交流并非从零开始。几个世纪前，丝绸之路已经开启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那不仅是商贸往来，也包含思想、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如今，这种精神在两国的合作理念与外交实践中得到延续，并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在我看来，哈中之间的文化互动空间依然广阔。人文与教育合作越深入，理解就越自然，信任也会更加稳固。只要坚持相互尊重，保持开放与理性对话，我相信，哈中文化交流会更加成熟，也更具生命力。(完)

　　受访者简介：

　　法季玛·道列特(Fatima Daulet)，哈萨克斯坦汉学家，哈萨克斯坦法拉比国立大学汉学教授。1989年进入该校东方学系中文专业学习，近40年来坚持中文学习与研究，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中国传说与真相》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