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与世界意义

　　中新社北京7月16日电 题：民族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与世界意义

　　作者 田飞龙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里程碑。

　　这部法律代表了一种以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根基的民族治理模式，超越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叙事，为全球民族治理和现代化提供了借鉴。中国的民族治理，是对西方现代性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制度化的批判超越，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与创新实践转化，代表了世界民族治理与法治文明的制度样本。

　　民族治理是全球性政治难题

　　西方现代国家具有双重面向：“民主国家”和“民族国家”，前者以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后者以民族主义为根基。

　　在社会契约论的民主国家叙事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所有中介物，均作为“封建的”“保守的”“落后的”东西被抽离，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共和国由个人通过自由意志与民主投票构建而成。但民族国家不完全如此，其认同与合法性依赖不同民族的语言、地域、经济和文化，而民族成为在个人与国家之间、难以被社会契约论完全穿透和消解的介质。

　　这一点在多民族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造成了西方现代国家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长期结构性难题，如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英国的苏格兰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甚至美国的印第安问题与夏威夷问题等。

　　“民主”连接着自由，强调个体价值；“民族”连接着传统，强调群体价值。民主与民族、个体与群体、传统与现代、多民族与国家，这些关系构成了西方现代政治秩序的内在张力和矛盾性。

　　西方解决民族问题的现代努力，体现在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思想层面，出现了以法国为典型的公民民族主义和以德国为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前者是更彻底的社会契约论模式，后者是包含族群与文化多样性的国家主义模式；制度层面，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混搭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范式，从早期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下的“民族同化”“民族大熔炉”，转向固化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治理模式，趋向社群主义和群体自治，偏离国家认同。

　　美国是西方民族治理的典型国家，18世纪末以独立革命与费城制宪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19世纪走向以白人文化同化各族群的大熔炉路线，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因内部民权运动和外部有色人种移民而转向多元文化主义，始终在一体与多元之间摇摆震荡，无法找到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放眼当代西方，美国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反移民行动愈演愈烈。欧洲各国出现的右翼化、移民与难民冲突及地方与民族分离运动，进一步证明了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失败。

　　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治理之路也不平坦。西方殖民主义给殖民地各民族带来了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以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深刻影响。民族主义在殖民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双刃剑”作用：既是反殖民斗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和政治利器，也是独立后民族治理和国家建构的束缚与理念窠臼。

　　纵观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整体历史，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且同时夹杂多宗教、跨境民族、地缘政治、领土与资源纠纷等因素，因此都在不同程度地面临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普遍性难题。

　　民族共同体模式的制度优势

　　在民族治理领域，中国走出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其法治结晶即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有着诸多可贵之处，彰显出民族共同体模式的制度优势。

　　这部法律没有来自西方的法律理论和立法文本可供移植与借鉴。其法理与制度根基来自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这一点非常不同于西方主流的规范法学派的法治主张。

　　这部法律是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国民族治理实践经验的产物，基于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经验，从“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出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尺度和框架，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为实践基础，代表了中国法的文明自信与制度自信。

　　这部法律的最大特色和优势，在于以民族共同体模式超越西方传统民族国家理念，这是民族治理的一场观念革命和制度革命。这里的共同体不是人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各层级的自然共同体，而是国家民族意义上的文明政治共同体。

　　这部法律建立在悠久的历史文化、深邃的政治思想与严谨的宪法规范基础之上，是民族共同体立法的典范和标杆。其法理普遍性与制度规范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性化高度，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民族治理带来法治文明的全新境界和气象。

　　世界民族治理的“中国时刻”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对中华文明的回溯与礼赞，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自信与表达，是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坚守和拓展，是对世界民族治理与人类和平发展法治路径的探索和引领。这部法律通过数月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有识之士对中国民族治理的法治进步非常赞赏和肯定，将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突出标志。

　　环顾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逆全球化、种族主义与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出现了民族治理与世界民族关系的更深撕裂和冲突。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在针对新殖民主义与西方霸权体系的斗争中、内部民族治理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日益陷入民族团结与自主现代化的重重困境。人类面临着民族团结进步的共同时代难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给出的治理智慧与制度方案，正因其文明底蕴、政治理性、民族团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力，成为世界民族治理的法治文明样本。可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施行，堪称世界民族治理的“中国时刻”。(完)

　　作者简介：

　　田飞龙，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与行政法、人权法、国家安全法、“一国两制”、涉外法治、民族治理与全球秩序。著有《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政治宪法的中国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专著，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法律与社会评论数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