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忠义”如何与西方骑士精神对话？

　　中新社太原10月3日电 题：关公“忠义”如何与西方骑士精神对话？

　　——专访著名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

　　作者 亓洋 高小奇

　　关公文化随华人移民远播北美，在华人社群、宗教网络与流行文化中延续。如何打开忠、义、仁、勇、信等关公文化核心价值，与西方骑士精神、契约精神等伦理传统的对话空间？如何通过具体故事推动跨文化伦理共识？近日，著名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析关公文化在北美的传播与互释，及其对文明互鉴的启示。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关公文化在北美通过华人社群、宗教网络与流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其核心价值(忠、义、仁、勇、信)如何与西方文化中的契约精神、骑士精神等理念产生对话与互释？这种跨文化适配对文明互鉴有何启示？

　　艾恺：关公品格的故事，对北美人并不陌生。忠、义、仁、勇、信，在西方传统价值观中都有相近的对应，尤其与骑士精神所推崇的荣誉感和高尚人格相通，包括勇敢、忠诚与慷慨。这一共识为理解中西伦理观念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条路径。

　　在日常英语中，我们也可借用“正直厚道”(decency)和“宽厚有礼”(graciousness)这样的说法，来帮助理解这些品格：言而有信、体谅他人、慷慨待人。这些说法有助于说明，令人敬重的品格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在我看来，文明互鉴可以从陌生的文化形式中发现熟悉的道德追求。西方关于高尚行为的理想，有助于人们走近关公；关公的故事，也能使他们原本认同的美德变得鲜活而具体。这也与我一贯的看法相契合：儒家伦理能为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道德认识作出贡献。我们在建立这些联系的同时，也应保留那些赋予关公文化独特而丰富内涵的中国故事与历史经验。

　　中新社记者：美国主流社会对关公形象的认知多源于影视改编、商业符号(如关公雕像、文创产品)，是否存在文化误读或形象简化的现象？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平衡关公文化的“原汁原味”与海外受众的“本土化理解”？

　　艾恺：先作一个区分：认识不完整与理解错误，并不是一回事。同时，在没有具体受众调查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宜仅凭几部影视作品或一些商品，就概括美国主流社会如何认识关公。更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些传播方式呈现了关公的哪些方面？又遗漏了哪些方面？

　　例如，有些英文介绍将关公称为“God of War”，即“战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日本关羽画像，其英文题名就使用了“Chinese God of War”这一称呼。这个称呼有其依据，却不足以涵盖关公的全部文化意义。如果观众只注意他的长刀、威严和战斗能力，却不了解他所代表的忠义与诚信，就容易只记住人物的外在形象，而忽略人们敬重他的理由。在我看来，把关公理解为一个单纯崇尚武力的人物，就会造成明显的偏差。

　　至于“原汁原味”，我认为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在实际传播中，首先，要交代来源，让受众知道哪些情节来自史书记载，哪些出自小说、戏曲、宗教传说。尊重传统，也包括尊重传统自身的丰富性与变化。其次，要通过具体故事说明人物的道德选择：他向谁作出了承诺？为什么要信守？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这样的讲述，比反复罗列“忠、义、仁、勇、信”几个字，更容易使海外受众理解这些美德的分量。我希望海外受众最终既能感到关公可亲、可敬，也能理解他为什么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长期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

　　中新社记者：关公信仰作为海外华人社群的精神纽带，在促进不同族裔(如华裔、拉丁裔、欧洲裔)文化融合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跨族群共鸣”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艾恺：在一些海外华人社群中，关公信仰具有维系历史记忆、道德认同和互助关系的作用。我自己是意大利裔美国人，祖父母那一代移民美国，我从小生活在亲属和同乡往来密切的环境中。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我容易理解移民为什么珍惜那些能够维系归属感的传统。人在异乡，需要谋生，也需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与谁相互扶持。

　　这种精神联系往往与具体的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例如，圣何塞供奉关公等神明的五圣宫，历史上同时承担社区活动、儿童教育和旅人住宿等功能。在这样的场所，信仰、文化传承与日常互助彼此支持。当这些场所向周围社区开放时，它们又可成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接触的地方。加利福尼亚州门多西诺关帝庙面向公众的展览、讲座和工作坊，表明关公文化能够通过节庆、教育和地方文化遗产，进入更广泛的社区生活。

　　这种共鸣也有其局限。语言、历史知识和仪式习惯，会影响人们如何理解这一传统。原有的宗教信仰，也可能使一些人愿意参观、交流，却不愿参与祭拜。即使属于同一族裔，人们的态度也不会完全一致。另一个问题是，社群内部的忠诚与互助，能否进一步体现为对社群之外的人的公平与友善。如果“讲义气”只意味着照顾自己人，那么它获得更广泛认同的空间就会受到限制。因此，我更愿意关注不同背景的人能否借此建立持续的关系：共同保存地方历史，一起参与社区服务，在日常交往中彼此信任。

　　中新社记者：关公文化中“忠义”的伦理内核与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社群责任”的价值取向是否存在互补空间？这种互补能否为当代跨文化伦理共识的构建提供参考？

　　艾恺：互补空间是存在的。不过，我们首先要把几个概念说明白。个人主义有不同的含义：它可以强调个人的尊严、自主选择和独立判断，而这些价值本身并不排斥对他人负责。美国传统中有深厚的自愿结社和公共服务精神。同时，我认为，今天阐释“忠义”，必须认真讨论如何以“义”来衡量“忠”的正当性。对朋友负责，不能成为替朋友掩盖错误的理由；对一个团体尽责，也不能免除自己辨别是非的责任。儒家传统内部本来就有这样的思想资源。

　　我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时，也曾讨论过一种共同处境：人们珍视自由、平等和个人解放，同时又眷恋家庭、社区以及稳定而亲密的人际联系，有支持，也有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关公文化中的“忠义”提醒我们：一个人的品格，也表现在他能否认真对待自己的承诺，能否在承担责任需要付出代价时仍然坚持。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可以出于自己的判断，选择忠于朋友、履行义务、维护正当的事业。这样的忠诚与个人自主能够相互支持。我在《不绝文脉：芝大中华文明课》中讨论“孝”时，也强调过道德选择的重要性：成年子女照顾年迈父母，其伦理意义也体现在自觉承担责任之中。

　　跨文化的伦理共识，我们可以从具体、可行的要求开始：诚实守信，认真履行责任，帮助处于困难中的人，公平对待不同背景的人，也尊重出于道义的不同意见。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宗教或思想传统出发，认同这些共同要求。不过，认同几个美德名称只是起点，还要讨论它们在利益冲突中如何落实。我所期待的，是一种既鼓励人们坚持个人良知，也能够切实承担共同责任的伦理生活。(完)

　　受访者简介：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著名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梧桐汉学学者讲席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长期从事亚洲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著有《不绝文脉：芝大中华文明课》《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这个世界会好吗？》《最后的儒家》等，曾获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等。